第一單元　中國傳統文化主流思想的演變

王夫之
王夫之（1619—1692），字而農，號姜齋，湖南衡陽人。1643年，農民起義軍勢力非常壯大，張獻忠曾邀他參加農民軍，他拒絕了。1644年，清兵入關，不斷往南推進，王夫之和友人管嗣裘一起在衡山起兵抗清。兵敗，逃到廣東肇慶，效力于南明桂王政權，對桂王政權里許多人結黨爭權深表不滿。不久，他見大勢已去，辭職還鄉，長期住在湖南湘西苗瑤山區。他隱居在衡山石船山麓，努力著述，人稱船山先生。著作現存《船山遺書》288卷，還有一部分已經散失了。代表作有《張子正蒙注》《周易外傳》《尚書引義》《讀四書大全說》《思問錄》《黃書》《噩夢》和《讀通鑒論》等。
王夫之發展了古代樸素的唯物思想。他認為：“盡天地之間，無不是氣，即無不是理也”，“氣”是物質實體，“理”是客觀規律，即物質是普遍存在的，客觀規律也是普遍存在于物質本身的；又說：“氣者，理之依也”，這里的“理”是指精神，即精神是依賴于物質的，由物質產生的，離開物質，精神就不存在。王夫之還研究了認識論反映論的一系列問題。他認為客觀事物是可以認識的，而認識則來源于實踐—“紓”（這里的“紓”，指的是個人的實踐）。王夫之的哲學思想是對我國古代樸素唯物思想的一個總結，并且把它推向新的高峰，在我國古代哲學史上有著突出的地位。
黃宗羲
黃宗羲（1610—1695），字太沖，號南雷，又號梨洲，浙江余姚人。曾參加浙江南明魯王政權的抗清斗爭。魯王政權失敗以后，他帶著老母東奔西跑，險些被清政府捕去，后來長期在故鄉隱居。黃宗羲的著作很多，最著名的有《明夷待訪錄》《南雷文集》《宋元學案》和《明儒學案》等。《明夷待訪錄》是在1663年寫成的一本字數不很多的著作，但是鮮明地表達了他的民主思想，因此被清政府長期列為禁書。
黃宗羲的思想特點是反對封建專制統治。他抨擊君主專制制度是“天下之大害”，說：“……其未得之（指君主未得天下）也，屠毒天下之肝腦，離散天下之子女；……其既得之也，敲剝天下之骨髓，離散天下之子女，以奉為一人之淫樂”（《明夷待訪錄》）。他認為：“后之人主（君主）既得天下，唯恐其祚命之不長也，子孫之不能保有也，思患于未然以為之法。然則其所謂法者，一家之法，而非天下之法也”（《明夷待訪錄》）。“……天子之所是未必是；天子之所非未必非”（《明夷待訪錄》）。主張以“天下之法”取代“一家之法”，天子應該“公其是非于學校”，企圖通過加強法治、加強學校輿論來限制君權。此外，他還提出了“工商皆本”的主張。黃宗羲的思想對垂死的封建制度是個有力的沖擊，對我國后來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產生過一定的積極的影響。
顧炎武
顧炎武（1613—1682），號亭林，江蘇昆山人。年輕時參加“復社”反宦官斗爭。清軍南下，參加當地的抗清斗爭。抗清失敗后，遍游華北，載書自隨。所至墾田度地，訪問風俗，搜集材料，尤致力于邊防和西北地理的研究。顧炎武學問廣博，對經史子集、音韻訓詁、典章制度、兵農經濟、郡邑掌故，都有深入的研究。晚年拒絕清政府的征辟，專志經學的研究。著有《日知錄》《天下郡國利病書》《肇域志》等數十種著作。
顧炎武主張“經世致用”，“明道救世”。他認為明末一部分知識分子束書不觀、脫離實際、游談無根，“不習六藝之文，不考百王之典，不綜當代之務”，弄得“股肱墮而百事荒，爪牙亡而四國亂，神州蕩覆，宗社丘墟”（《日知錄》），是一種誤國誤民的不良風氣。因此，他主張學以致用，認為著書立說應該有益于當世，“凡文之不關于六經之旨、當世之務者，一切不為”，“止為一人一家之事，而無關經術政理之大則不作也”（《亭林文集》）。他努力實踐自己的主張，把書本知識和實地調查結合起來，開創了踏踏實實做學問的優良學風，對清代學者產生了很大影響。顧炎武還反對君主專制的“獨治”，主張吸收更多地主階級分子參政的“眾治”，認為“人君之于天下，不能以獨治也。獨治之則刑繁矣；眾治之，而刑措（廢棄不用）矣”（《清儒學案•亭林學案》）。顧炎武還具有強烈的愛國思想，他把封建社會中“亡國”與“亡天下”作了區別，說：“易姓改號，謂之亡國。仁義充塞，而至于率獸食人，人將相食，謂之亡天下”。這里所說的“亡國”指的是改朝換代，是一個封建統治集團代替另一個封建統治集團的問題；而“亡天下”則是指民族、文化的淪亡，是關系到整個民族命運的大問題。他認為，“保國”與“保天下”不同，“保國”即保衛舊的封建王朝，“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”，一般人不必關心；“保天下”即保衛本民族及其文化，則是每個人應有的責任，這就是“保天下者，匹夫之賤，與有責焉”（《日知錄•正始》）的著名論點。梁啟超把他這種愛國思想歸納為“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”八個大字。顧炎武的這些思想，在當時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，對后人曾有很大的影響。